當下，數智技術以前所未有的深度重塑著社會互動與信息傳播生態。然而，隨著信息效率與情緒擴散速度同步提升，一種名為“憤怒誘餌”(rage bait)的現象在全球蔓延，逐漸成為值得警惕的社會議題。《牛津詞典》將其列為年度詞匯，既是對其普遍性的關注，更是對其社會風險的警示。“憤怒誘餌”并非孤立現象，而是數智時代社會情緒與技術互動的產物，亟須我們共同探討遏制之道，推動技術向善發展。

誰在制造并助推“憤怒誘餌”?為何它能形成產業鏈?

“憤怒誘餌”是一種有意識煽動用戶情緒以攫取關注的傳播策略，其背后對應著清晰的利益邏輯與日趨成熟的供給生態。

一類是深諳流量變現的數字原生媒體。研究顯示，相較于傳統媒體，它們在標題與內容中更頻繁地植入煽動性表達，旨在獲取流量背后的廣告收益與傳播聲量。另一類則指向意圖影響輿論的特定團體或政治行動者。國際實踐顯示，多國網絡“噴子”通過炮制具有強烈道德指控或情緒煽動的內容，在多平臺散布，意在激化對立、制造分裂，從而服務于特定議程。

尤其值得警惕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帶來的范式轉變。AI不僅能批量生成“憤怒誘餌”內容，實現低成本、規模化生產，更可能重塑整個灰色產業的運作模式，使情緒操控異化為一門系統性的“流量生意”。

算法是否必然助長“憤怒誘餌”?

近年研究顯示，答案并非絕對。算法本身是服務于信息分發的技術工具，其社會效應關鍵取決于設計目標與價值導向。若一味追求即時點擊與停留，算法易助推“憤怒誘餌”;反之，若納入內容質量、事實核查與社會情緒健康等多重維度，算法同樣有能力抑制此類信息。

數據進一步揭示算法作用的雙重性。研究顯示，國外主流平臺中約8%至10%的推薦屬于“不良”信息，提示算法確有引導用戶陷入情緒化“信息螺旋”的風險;但同一研究指出，約四分之一的算法推薦實際發揮著保護用戶、引導積極互動的正向作用。

因此，核心問題不在工具本身，而在于設計導向。我們應警惕那些被單一流量邏輯主導、忽視社會責任與用戶福祉的算法設計。通過完善算法優化框架，兼顧互動效率與內容品質，算法完全可以從“憤怒誘餌”的擴散器，轉化為疏導情緒、凝聚共識的治理助力。

如何有效遏制“憤怒誘餌”?

數字智能技術快速發展，在帶來便捷的同時，也伴生著虛假信息、觀點極化及“憤怒誘餌”等新型風險。面對這些挑戰，平臺方亟須推動治理邏輯從追求“流量效率”向承擔“生態責任”轉變。國內外一些平臺在治理違規賬號、鼓勵優質原創、凈化網絡環境等方面的探索，已展現出向這一方向轉型的初步努力。短視頻平臺可結合大模型技術從內容創作、用戶評論等多維度，對“憤怒誘餌”類內容開展綜合治理。若平臺算法預估內容存在激化社會矛盾的風險，例如以煽動性別對立、地域對立為引流誘餌，將對相關內容賦負分處理，降低其推薦權重。

在這一過程中，遏制“憤怒誘餌”尤其需要平臺將社會責任轉化為切實的算法實踐。這意味著，算法不應僅是流量的分配器，更應成為信息生態的“調節閥”。

一方面，平臺需提升算法對煽動性、虛假性等有害內容的識別與處置能力，從事前預警與事中干預兩個環節，阻斷其借助情緒傳播的鏈條。此外，通過引入“信息提示”等功能，在用戶接觸或轉發內容時提供風險提醒，有助于公眾建立初步的辨別意識。

另一方面，算法優化的目標也應超越單純的用戶參與度，轉向對內容質量、情緒健康與社會價值等多元指標的綜合考量。通過對“憤怒誘餌”類內容進行適當限流，并對促進理性對話的信息給予更多展示機會，算法可逐步引導公眾討論走向更加多元、包容與理性的方向。

平臺的責任實踐離不開用戶與社會的共同參與。公眾媒介素養與批判性思維的提升是抵御情緒操縱的基礎，監管部門也需建立相適應的制度框架。唯有技術設計、公眾意識與制度保障協同推進，才能在享受數智紅利的同時，營造更加清朗、理性、健康的社會。

(文：趙璐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