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快節奏的現代生活中，一場持續多年、純粹由群眾與企業自發組織的長桌宴，卻在仁懷市魯班街道靜靜“燃”出了一片文明的溫度。它沒有突擊策劃的熱鬧，沒有行政強推的痕跡，甚至早在“呆呆殺豬宴”等網紅民俗活動興起之前，就已悄然萌芽、逐年生長，形成“趕魯班場”春節文化IP。

2026年1月17日至18日，這場宴席再次如期而至，2000余桌、四萬余人參與，用鹵雞爪的香氣、篝火的光亮與煙花的絢爛，詮釋了一種獨特的文明實踐邏輯——文明不是“造”出來的，而是“長”出來的；不是“管”出來的，而是“燉”出來的。

 

“慢火”燉出真味：民間自發是文明生根的土壤

與許多節慶活動不同，“趕魯班場”長桌宴從誕生之初就帶有鮮明的“民間基因”。活動的全部費用由企業與社區自籌，群眾自發參與籌備、服務與共享。八頭豬、兩萬余副碗筷、每桌八道菜——這些數字背后，是居民對傳統民俗的自覺傳承，是對社區共同體的情感認同，更是對“自己的節日自己辦”的主體性彰顯。

“慢火”在積累信任。活動持續多年，不是靠一時宣傳或政策激勵，而是依靠逐年累月形成的信任紐帶。群眾知道“明年還會有”，企業愿意持續投入，街道提供“不越位、不缺位”的保障，這種穩定性讓活動褪去“表演性”，成為當地文化生活的一部分。

“慢火”在涵養習慣。從最初幾十桌到如今上千桌，參與規模在自然擴展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約定俗成的組織方式、服務流程與文明規范。“高山流水”敬酒環節的熱情有序、篝火晚會的人潮涌動而不混亂、長桌宴結束后的場地整潔，這些細節不是靠臨時規定約束，而是多年磨合出的集體默契。

“細燉”激發“香味”：政府角色從“主導”轉向“護航”

魯班街道辦事處在此次活動中的角色，頗具啟示意義。他們沒有大包大攬，而是以服務者、保障者的身份“在場”：組織公安、交警、市場監管、城管、衛健、供電等部門全程跟蹤，做好交通疏導、食品安全、秩序維護等底線保障；黨員干部、社區工作人員、企業代表及熱心群眾300余人自發擔任文明實踐志愿者，提供熱心、周到的服務。

這種“細燉”的治理姿態，體現了新時代文明實踐的一種重要轉向：政府不再扮演“總導演”，而是成為“舞臺監督”與“服務后臺”；不再急于“打造亮點”，而是尊重民間智慧與內生節奏，讓群眾在輕松、自在的氛圍中，自然而然地實踐文明、傳播文明。現場“我和我的祖國”歌聲響起和煙花焰火沖天的瞬間，濕潤了無數人的眼睛。

“雙向奔赴”成就文明實踐與基層治理的共鳴

“趕魯班場”長桌宴的成功，本質上是一場群眾意愿與政府服務、民俗傳統與現代生活、文化活動與經濟發展之間的“雙向奔赴”。

這是情感與秩序的奔赴。群眾渴望熱鬧、溫情的共同體生活，政府需要有序、安全的公共空間。活動既釋放了情感凝聚力，又通過有效組織實現了“熱鬧而不混亂、自發而不失序”，成為情感治理與秩序治理結合的生動案例。

這是傳統與當下的奔赴。活動融合了長桌宴、篝火等傳統民俗與煙花秀、網絡直播等現代表達，讓老傳統有了新魅力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活動吸引了來自廣東、江西、河北等地群眾乃至外國友人參與，成為鄉土文化對外展示、交流的窗口。

這是文化與經濟的奔赴。文明實踐活動直接帶動了本地經濟活力。活動期間，轄區內酒店客房入住率顯著提升，魯班雞爪爪等特色店鋪客流飽滿，各類美食銷售旺盛，群眾獲得了實實在在的經濟收益。這種“以文促旅、以旅興文”的良性循環，讓文明實踐具有了可持續的內生動力。現場的很多白酒企業銷售人士坦言：這就是“賣酒向賣生活方式”的具象化。

“趕魯班場”長桌宴的“慢火細燉”模式，為新時代文明實踐提供了鮮活的案例。它的生命力在于“群眾主體”。當群眾從“旁觀者”變為“主辦方”，文明的實踐便不再是任務，而是需要。它的持續性在于“有機生長”。不追求短期轟動，允許活動在試錯中調整、在認同中擴展，才能形成穩定預期與持久傳統。它的感染力在于“真實體驗”。沒有刻意的說教，只有共嘗的美食、共舞的篝火、共賞的煙花，文明在感官的歡愉與情感的共鳴中無聲浸潤。它的有效性在于“協同治理”。政府與民間明確權責邊界，政府保障底線、提供支持，民間發揮創意、自主組織，形成互補共進的治理共同體。

“趕魯班場”長桌宴的煙火，照亮的是無數普通人對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對鄉土溫情的眷戀，對文化傳統的自覺。它或許沒有“爆款”的瞬間流量，卻以“慢火”燉出了一鍋文明實踐的“高湯”——鮮美、醇厚、回味綿長。

（陳萬輝）